穿透孤独的爱

——小说《雪袍子》解读

胡小娟

西篱的小说《雪袍子》延续了她的诗歌特征，小说具有“诗化”的质感，着重表现了现代人的病灶——孤独。这里的孤独有两个维度，不仅限于身处城市背井离乡的孤独、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精神的变异。同时并置于广州这一地理空间的还有13岁少年周忻的家乡——风镇。在周忻的精神世界中，故乡的孤独更彻底，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灵魂孤独的自然流露。小说中广州与风镇不停的置换，回忆与追忆不时的穿插，两种生存环境导致的精神变异互为参照。这样的孤独散落在小说的各处，需要读者前后的整体观照拾掇。同时小说也明确的给予了可以穿透这种孤独的力量——无处不在渗透的温暖与爱。

（一）两个维度

小说表面上有一条明确的叙述主线：逃出风镇——火车——广州——东莞——广州。这条主线主要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具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真实的场景描写。这条叙述主线主要定格于广州这一城市地理空间。另一条隐含的叙述主线则通过少年周忻的追忆和情绪描写来构造，这个空间可以看成周忻的灵魂归属和精神家园。两个空间并置交错，形成交错的叙事结构，叙事幅度相差无几，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叙事张力和审美效果。

在第一维度上，以写实的方式构造。叙事以火车场景开始，“列车哐当哐当的声音，好像是可以把所有的事物掩饰起来……”，这样的叙事方式让人联想流浪故事的开头，既有一种讲故事的平淡，又增添了未知后事的神秘传奇色彩。虽然这一章写实的空间是在火车上，但是文中更多的幅度是周忻追忆在风镇的日子，运用通感、联想、幻想等方式把火车的现实场景与风镇的回忆场景联系起来。周忻每一次的心态流动都由眼前的感官或思绪所引起，这是叙事的出发点，从而展开追忆与梦想，过去和现在不停的置换。如，在火车上看见一个老大爷端着漱口缸子过来的问候他时，从笑盈盈的眼睛中看到了爷爷，回想起小时候与爷爷在一起的经历，接着又联系起一些关于地震的苦痛经历。这些苦难必然会印记在少年的心上，小说擅长于把这样的苦难诗化，凝滞成随处可见的黄丝带。这样的处理方式随处可见。作者善于把苦难升华，诗化，并试图以一种社会上普遍认可的方式固定化，把这种形式固定成为内容传递下去。

在前半部分，读者可以强烈感受到回忆中的风镇是主线，现实是副线，情节发展到后来找父亲过程所遇到的一系列人和事时，现实则变成了主线，追忆的叙述越来越少，同时也预示着少年周忻的精神的转变——从沉溺于过去与追忆到勇敢的面对现实和承担自己所做，真正的成长与蜕变。“根据人物内心重新剪辑情节时间，突出作家主观感受和艺术个性——尊重个性、自我、精确的把握人物心理的能力”[1]。实际上这是作者笔下人物的一种精神转变，无论是小说主人公少年周忻还是其他城市中的各色少年，甚至是周忻的父亲，他们都在这样的场景置换中完成了自我蜕变与自我身份的确认。这在所有以城市为背景的作品而言是重要的，因为漂泊在城市的人，尤其是远离城市中心的阶层最难进行自我身份的确认，一旦能够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身份时，就会大大的减弱内心的空虚与不安全感。

“把任何两个镜头对列在一起，它们必然会由于并列而造成一种新的性质”[2]。作者的意图的是明显的，对待广州地理空间这一维度时，始终带有一种审视的眼光，既有批判也有接受，对于城市生活保持一种冷静而客观的评价，对于许多乡下人进城的现象也很隐晦的表明了立场。而对于风镇这一精神家园维度时，处处表现出脉脉温情，怀念与回忆。

首先表现在语言的使用上。在描写风镇的风景时，小说是这样描写的：

“早晨，空气很干净，大山很近，山上的沟壑也看得清清楚楚。

中午，太阳当顶，它们被推远了，而且烟雾弥漫，模模糊糊。

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西边山坡的颜色美极了，像披着最最华丽的毯子——你从来没有真正看见过的，玫瑰红的大毯子！

那毯子将所有白天的光芒带走，又将黑夜的序幕轻轻拉开。”

描写广州印象的时候，却是这样的：

“这个人来人往的地方，感觉有整个风镇这么大。

太阳正在头顶上，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低下头，连自己的影子都找不着；抬起头，到处是闪光。远处的高架桥上车流不息。

有一种嗡嗡的声音，好像很远又很近，这是大城市的声音，由无数的声音汇聚而成就好像水和奶粉、膨化剂、糖等各种各样不好吃的东西，搅和一起并经过低温处理后，成为美味无比的冰激凌。车的声音，人的声音，高架桥颤抖的声音，广告的声音，还有种种数也数不清的声音，它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搅和成声音的冰激凌，有些甜蜜，但不解渴；又很远，像梦中的河流的声音。”

两个场景的描写都是自我感觉的膨胀。但风镇的景色描写像一首诗一样，既形象又能给读者带来无限的遐想，客观可感，真实而有意境。而广州的描写通过声音，虽然没有一字是直接的表现出主观情绪，但在曲折的表达下仍能看出广州对于叙述者而言是遥远的、幻灭的、混浊不清的，展现给读者的也是一个混浊感。整部小说的基调基本如此，当写到回忆风镇那一维度时，既清新又灵动，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鲜活的灵魂的叙述，而在写到广州时，则是机械而僵硬的，缺乏真实感与切近感。“思维就是言说，言说也就是思维，一种言说方式就是一种思维方式”[3]。这里可以窥视出作者的两种思维方式，或许可以追溯到作者的童年。童年的西篱是在乡村渡过的，所以可以真实的写出少年眼中真实的风镇，而广州是她成年以后才接触进入，更多的是带有成年人的眼光看待，很多感觉似乎都是靠作者的丰富的想象和联想进行，所以在写到广州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理性和客观的态度。

其次表现在对各种人物的情感倾斜上，主要是周忻在广州遇到的人物。

第一类是周忻在流浪过程中得到过帮助的人：韩江川、远洋姐姐、韩北川、罗杰、玛利亚、神秘男人。这类人基本上是从全国各地流入广州，如江川北川为了需找亲人；远洋姐姐、罗杰和玛利亚为了寻找梦想、神秘男人为了报恩。他们与周忻父子一样，都是远离城市中心的无产者。实际上，他们仍是属于周忻精神世界这一维度的成员，除了梦想和爱，他们基本上一无所有。但他们的生活却是有序而有目的，热爱命运、热爱生活的一群。“无论生活多么不幸、残酷，人除了热爱生活——包括其中的不幸于残酷，没有别的出路，这就叫做‘热爱命运’”[4]。他们在周忻的流浪中扮演了匆匆的过客，同时也是永恒的，因为在他最孤独的时候，“我因为有伴而不觉得孤独。”

相比之下，在写到另一类人时，带有批判与审视的眼光。如果作者所批判和反思的仅仅特指的这一类人，那不足为谈，但是作者意在由此及彼的批判和审视的是整个城市社会中人的道德的沦丧、人与人之间的疏离、被城市生活挤压得精神的变异，以及城市下层人民的精神流浪。这类人的身份基本上是定焦于没有获得金钱与地位的广州本地人身上，比如金毛鼠、阿星的妈妈、阿黄的爷爷。金毛鼠是一个彻底的道德沦丧者，在欲望与利益的驱使下不折手段企图获取金钱的一类人，其中又牵扯出许多社会现象：比如拐卖儿童、非*招收童工这些黑市交易。阿星的妈妈与阿黄的父母与爷爷，这类是广州的小市民形象，卖报纸、捡垃圾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工作，然而他们必须死死抓住与城市保持住的那一点脆弱的血缘关系，这样的环境下使得他们的性情既冷漠又粗砺。他们与第一类人的区别在于他们拥有本地户口，然而广州并未向他们呈现出时尚而辉煌的一面。相反的，他们缺乏了第一类人所拥有的热爱生活，追逐梦想的因素，对他们而言，广州只是一个社会维度，并不是一地理维度。

既然是一位13岁少年的经历，那么作者更多的会将感情倾注到不同生存方式下的同龄人的精神状态。第三类就理所当然的指向在雅克、阿黄、阿星、丁丁还有韩北川这些少年儿童身上。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域，然而在书写个人的内在精神时候，都具有同质性。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具有归属和爱的需要，“如果这一需要得不到满足，个体就会产生强烈得孤独感、异化感、疏离感，产生极其痛苦得体验”[5]。这是一群缺乏爱的少年，他们成为“人鼠”虽说是社会的外力造成，但不得不承认根源在于少年 “缺爱”而在寻找爱的过程中进行的自我放逐。生活优裕的雅克因为父亲有了小三，他认为自己已经失去了他的爱，出走以求借此让父亲难过与反思，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少年最忧郁而痛心的语言“失去了他的爱，才是我最大的损失。”阿黄也因为父母的出走与爷爷又产生了隔阂，偶然间沦为的“人鼠”倒成为了他对抗爷爷的有力武器。周忻表面上似乎是来找父亲的，但因为失去了父亲，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爱，所以他也是在寻找一种丢失的爱。这些少年在没有任何能力对抗成人世界的时候，只能通过自我放逐、自我堕落的方式进行极端的反抗，是富有反抗精神的一个弱势群体。根据佛洛依德的观点，这是一种“道德性焦虑”，“当自我意识到自己的动机和行为不符合超我的自我理想与良心时，便会产生一种对罪恶感和羞耻感的情感体验”[6]。或者可以这样说，“人鼠”的生活固然是不可取的，但在“人鼠”的过程中，我们却看到了少年之间那种江湖侠气与英雄崇拜的影子。用这样的方式书写此类精神，不能不说是对现代城市中成人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缺乏的信任与帮助的真实状态的讽刺。在这里，少年世界与成人世界互为参照，透视出当今社会少年的精神危机和成人世界的道德危机。

“选择城市的哪一部分，这涉及生命的感觉问题。同样，选择表达哪一些人同样也涉及生命感觉问题”[7]。在传说和想象中，广州是一个淘金的地方。然而这么多底层人的书写，无论是追寻梦想的外地人还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都苦苦的挣扎在生存的边缘。撕开高级写字楼、高级酒店、顶级购物摩以及各种时尚场所这些想象空间的面具，**裸袒露出来一个藏污纳垢的社会空间，解构了这一传说。什克洛夫斯基说过“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使人们能够恢复对生活的感觉。”作者利用一个少年的经历使得对生活的经历与苦难叙述都变成了一种情愫，这种纯净少年心情所受的一次次疼痛的撞击，某种程度上会给日益麻木的现代人尖刻的敲打。正如某评论家在 1987年所说，“广东的都市文学不应该是一般的描绘巷陌民俗，市井情态的风景线，而应该是城市心态的错层次的鸣奏曲。它既有现代技术、商品经济冲击而来的异化感，又有城乡交叉文化的联系”[8]。22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小说《雪袍子》中看到了这一文学特征的呈现。

（二）追忆与回忆

小说中随处可见13岁少年周忻的情感叙述，利用回忆与梦境的方式进行对话。同时也存在着一个疑问：13岁的少年怎会如此深刻的体验到孤独、流浪、甚至是死亡这些哲学话题。小说第十章“石头”，就是周忻孤独的对话。流浪在城市的少年孤独得与一个石头人说话，“我本来想好了，要和他讨论几个问题，比如孤独，梦，活和死。”这是一个13岁小孩书写内心的真实方式吗？再如16章“银匕首”，周忻挑了一本《寻找时间的人》作为雅克送他的礼物，关于时间这类哲学命题的思考，而且这样的命题基本上也贯穿了整部小说。小说的多处，出现了超出少年意识的叙述话语，比如对于命运的无常体验，“我”的所想是：“是不是，以后的人生路途中，都像现在，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总会交错而过？……所有曾经那么清晰、洁净的画面，悦耳的声音，在你刚刚转过身去的时候，就停止和消失了，像一幕电影，就在那灰灰的天幕上抹过去了……”；比如对成人世界虚伪现象的嘲讽：“他真是在嘲讽，嘲讽人们的无知与俗气，嘲讽没钱的人的尴尬、着急和装样，嘲讽有钱人的作弄和买卖。”类似这样犀利而对社会的透彻观察，明显的超出了少年的人生阅历与意识。

小说以一个少年的视点切入，我们无从知道少年周忻是在多少年以后对曾经的回忆，但上文提出的“超出少年意识”的叙述问题却可以把这种叙述视为成年的周忻在现代的环境中对13岁那场经历或更早以前“我”在风镇经历的叙述，这就变成了追忆。第一章“蛇衣”里，就为这一视点作了无意识的埋伏“何况，在我十三岁那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感受到比蜕皮更难以忍受的疼痛。”“回头看，生命中的一些事情，越是即将发生，你越是茫然，恍恍惚惚地，如同在白日梦里……”故事时间跨度是13岁那年至今，而叙事幅度却只浓缩在那一个夏天的两个月时间里。“回头看”、“十三岁那年”、“如果当时我知道”、 “我一生的经历，都被压缩在流浪的那两个月里了。”这些表示过去某一时段或时刻的限定语句，是小说最明显的表示追忆的语言标志，由此而体现出追忆性叙述语气。然而对于追忆形式的感受，更多的不是从某些时间的限定词语上感受，而是从叙述者叙述的语气与情绪上感受。小说中有的场景属于“回忆”，这里所说的回忆区别于追忆，因为它只是再现、复制过去发生过事实的图像，作保存性处理，直接的画面再现。而追忆则不单纯的追求对过去事实的再现，甚至把过去事实给模糊、打乱、重新构置，所追求的是感觉的真实化，侧重内在情绪的再现，这样必然会对过去发生的事实带有今日的评价与重构。表现在小说上则会出现某些场景会给人带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有些则如上文提出的“超出少年意识”的问题。“叙事视点的转换，与对生命的理解有异曲同工之妙”[9]。随着叙述者的年龄与阅历的变化，对生命理解的程度也不同，必然会导致“回忆”与“追忆”交错混淆的的局面，甚至在某些地方会不自觉的出现成年人心理置换少年心理的语言与行为。

回忆与追忆不仅仅是时间的处理与侧重点的不同，实际上，它所造成的美学效果是氛围不同。在对过去事实单纯的再现的回忆时，给我们带来的是事件情节发展的过程，叙述者隐藏在故事背后。而在进行追忆时，叙述者则时不时的跳出来打乱时序与空间、并混与今日的评价。透过遥远的时空回望，产生一种忧伤美丽的情感，使精神生活变得丰富，温馨，从而借此给过去的岁月注入生动的意义。例如第三章“人鼠”。六小节中，大多数场景都是通过“我”的回忆，即直接再现当时如何沦为人鼠，如何被金毛鼠虐待逼迫，如何与小伙伴们成为铁杆哥们的场景。读者被带入紧张、不安、焦虑的氛围，并时刻为这群小孩的命运揪心与疼痛。而在场景回忆中又插入了追忆。当叙述者觉得这样不足以表达情绪，就会适当的出现。如：“我觉得，这会让大家忽略了自己真是的处境和危险，以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度过每一天的。”“但我想活着。我还年轻，很多事情都还没有来得及做。”在我孤独的时候，“我”的感受甚至是“我判断不了时间。离开风镇后，我觉得自己的感觉器官全部都失灵了。”一般而言，小孩离开了家，固然是感觉到恐怖的，大多原因是见不到父母，或说不出原因。然而小说却可以直接道出更深刻的原因“我失去的正常生活，以及我将面临的各种磨难和考验。”当触及这些言语与心理时，则会被这种淡然的笔调与淡淡的忧伤所感染，没有大起大落的情绪起伏，而是意味深长的惆怅。这种隐含的叙述者的适时出现无可厚非，然而这里却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定词或明显的情绪标志，以致读者混淆了回忆与追忆，甚至对小说提出了真实性的置疑与追究。因为其中透出的成年人思想明显置换了少年的思想。实际上，小说并没有把这两种回忆得界限区分得很明确，而是穿插交错，形成了小说参差变化美，也增加了小说主题的表现张力。

（三）两个主题

实际上，小说如此安排叙述方式，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表现主题：孤独与爱。孤独是坚不可摧，然而爱仍然能穿透它。孤独是一个现代永恒的主题，正如荷尔德林所说“失落自我、没有归属、空虚寂寞才是最根本的”[11]。孤独成因很多，孤独的主体也不尽相同。少年的孤独是一种淡淡的，朦胧而暧昧的，更是与生俱来的。当一个人受到磨难沮丧时更能感受到孤独的力量，仿佛是不可穿透的，绝望的。小说中的少年周忻在家乡是孤独的，因为缺乏爱与关怀，身份是留守儿童，“我们这种孩子，得思考一个人怎么活”，一个人生活，所以“我在风镇上，不好的感觉什么时候出现的，是有些时候了。”“它一定是和孤独结了伴，像蛇一样，悄悄爬到我心上。”这种孤独使得他不合群，常常受同伴的欺负，爱做各种各样的梦，也使得他拥有早熟而早慧的心。在风镇这一地理维度的追忆时，孤独是与生俱来的，与他的身世与经历也有一定的关联，但即使是孤独的，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也撒下爱的种子，这就是爷爷与爸爸小时候给予他的关爱。“我相信，是这两个好人，在我的骨头里种下了什么，任何时候，只要我认真想想他们的话，一颗小心儿就会平静下来。”穿越到广州这一地理空间维度时，只要遭受到艰难时，这颗种子就在心中发挥了力量，表现在小说中的叙述则是追忆，即对风镇感觉的真实重现，并把这样的爱传播到城市的各个角落：雅克、阿黄、阿星、丁丁、北川这些被社会遗弃的孤独儿童，以及与陌生人相遇时的情感渗透，使得他们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热情与希望，贯穿到对回忆的回忆，更加能体现出这种爱的穿透力。

当叙述处于广州这一纬度时，周忻遭受了更多的磨难与苦痛经历。漂泊在城市的最底层，使得天性就孤独敏感的他彻头彻尾的体会到孤独的摧毁，发展到最极端的时候则是他孤独得必须与城市的石头对话，孤独得只能从石头身上习惯孤独。的漫长的篇幅，少年梦呓一般的意识流动可以折射出他漫长的心理煎熬，以及这种煎熬是如何战胜孤独，超越自我。我们仿佛看到现代城市里的桑提亚哥的少年形象，一个即使能被毁灭也不能被打败的小男子汉形象。实质上这里并没有深层的触及到城市的精神特征，比如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压抑与荒诞，人的精神变异、欲望与生存方式，或者是作者有意为之。小说更倾向于宣扬一种陌生人之间的情感渗透，处于城市边缘人的惺惺相惜相互理解，以及爱的传递。如周忻在火车上遇到韩川江、在广州历经最黑暗的日子里与阿黄、雅克等少年的侠义般的友情，与追寻梦想的大学生之间的相同的路对于一个13岁的流浪儿童而言，那是他人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日子。

小说以“爱”结尾，因为“爱与死亡一样，为小说家所乐于采用。小说家可以将爱写成永恒不变的，而读者也乐于接受，原因是附着爱之上的幻觉之一就是它将永恒不变”[12]。所有遭受磨难的人群，所有追寻梦想的人群都因为爱而理解了生命。虽然也许是幻觉，但终究能给处于黑暗中的人类带来希望。正如周忻在结尾所说“我突然理解了爱和生命，和这整个世界的关系。如果没有爱，世界一片荒凉，地球就是一个坚硬然而虚无的存在。”文章的题目“雪袍子”的意象或许也可作这样的解读。作者试图把07年的冰灾升华，并固定成为纯洁、温柔甚至是温暖的袍子，带给所有在路上历经着苦难的人类。无论是大到07的冰灾08的地震，小至某个群体某个人的灾难，都需要一种关怀与爱。爱能把灾难诗化成为一个个美丽的传说。周忻并非所指，而是能指。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社会。当社会经历灾难时，需要爱、责任、承担，唯有这样，才能成熟才会文明也才会发展。

参考文献：

[1][2]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7.64

[3]刘小枫.诗化哲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83，7

[4]刘小枫.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360

[5]马斯洛著，成明译.马斯洛人本哲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36

[6]黄龙保 王晓林.人性升华——重读佛洛依德.浦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91

[7]张琦.地理空间•叙事伦理•生命感觉——徐则臣的小说北京[J].南方文坛，2009（2）

[8]黄浩主编.新时期广东文学评论选[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9：310

[9][12]弗斯特.小说面面观[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66，44

（作者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中文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