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园的建构和回归

——评西篱的《雪袍子》

谭进荣

身为女性、诗人、作家的西篱，叙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雪袍子》。小说的精神内涵和艺术世界自然呈现出一种特质：美丽忧伤的温情之笔，描绘着富有诗性内韵及深藏严肃批判态度的心灵画卷。从某种意义上说，《雪袍子》可谓一部集大成之作，是作家人到中年创作的一个顶峰。

一 流浪在荒原上，建构心灵的诗意乐园

《雪袍子》是一部“疼痛”之作，疼痛如一条暗流涌动在小说的灵魂里，主人公“我” 的一段生命河流可谓一部苦难曲。如何面对人生困境？《雪袍子》带给我们以生命思索和启悟。

故事一开始就将主人公置于困境，由于“误杀”了赵贵，“我”不得不奔向亡命之途。在此之前，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亦倍受孤独煎熬。逃离家乡流浪都市的岁月里，周忻尝尽人间冷暖和辛酸，如同《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我”的生命体验是无处不在的恐惧和危险，疼痛如针刺扎入骨髓 。乌纳穆诺说：“世界是充满悲愁苦难的，而受苦则是‘实在’的肉身的意识；也是它的整体与实体的精神意识；……受苦是生命的实体，也是人格的根源，因为惟有受苦才能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1]身陷苦难漩涡，怎样才能泅过苦海抵达岸边，从而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

爷爷离世，爸爸南下打工，孤苦伶仃的“我”如一条狗疼痛地游荡在风镇。如“我”这般生存状况的一群留守孩子，我们得思考一个人怎么活。主人公周忻寻思着得为自己建立一种秩序来应对生命苦难：爷爷和爸爸是在“我”心灵里播下爱的种子的施爱者。爷爷是一个听《苏武牧羊》会感动流泪的人，爸爸是一个爱书爱音乐、习惯于把每件小事做到尽善尽美的人。想起这两个好人，“我”的内心回归宁静。爱的惠临，使主人公心灵获得温暖和力量。在一个人生命的拐点处，心中是否有爱，会决定其人性善恶之程度：有了爱之根，人在苦难中得以炼狱般的考验从而善性弥坚；爱之根脆弱，人可能趋于崩溃易于走向恶从而对这个世界充满仇恨。《雪袍子》一开始就在小说灵魂里播下了爱的种子。

周忻一踏入城市，就跌进了老鼠窝。在冰冷腐臭、生命随时会受到危险的鼠窝里，周忻的精神世界陷入极度紧张恐惧中。在黑暗世界里，什么在抚慰着主人公受伤的身心？坦诚相见的一群小伙伴抱成一团、惺惺相惜，使得周忻能够先安之后逃跑成功。周忻和朋友之间的“爱”贯穿其生命始终。如果说，“我”从爷爷、爸爸那里汲取爱的甘泉，是受爱者；那么，“我”对朋友和身边人则在撒播爱的种子，是施爱者。周忻逃出老鼠窝后并没有忘记仍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朋友们，最终他解救出了众伙伴，这一事件使得周忻这一形象不仅具有爱的气息更颇具几分英雄气质。主人公乐于助人乃至于牺牲自我的“爱”，使得这一孤独勇士在人生苦难中呈现出近乎“救世者”的神圣形象：“我”身无分文却将捡来的有用东西送给拥有生命尊严的乞丐；“我”孤独流浪却肩负起为孤女丁丁生存奔走的责任；“我”身处困境却乐于做流浪儿北川的保护神；“我”和鸽子之间的情感，文中描写得甚为动人，“我们对望着，彼此心领神会，心怀感激。”等等。周忻身处困境，不仅没有滋生出对世界的仇恨，反而对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施与爱。

“我”逃离风镇后，流浪在大都市里，体验到了生活、人生的百味苦涩。当我的精神世界极度痛苦时，回忆的闸门便自然洞开，在爷爷和爸爸爱的抚慰下，心灵的疼痛悄然冰释。记得海德格尔说过：“只要仁爱之惠恩尚存，人将常川地以神性度测自身。只要此种度测出现，人将居诗意之本质诗化。”爱，具有对人生的诗化作用，“我”无论身处何境，心中装着爱，就能保持着对生活的兴趣和勇气，从而直面人生继续前行。

周忻回到风镇后，爸爸向他说明了其身世：一个女子生下了“我”，把“我”送给了爷爷，然后离去了。面对自己是弃婴这一事实，周忻不是悲痛欲绝，而是在瞬间领悟了爱的真谛，对于当年生下“我”却弃之而去的妈妈，周忻并没有萌生出恨意，反倒蓄着一种宽宥之爱：“我的妈妈，如果有爱，她一定很美丽。如果她没有，我们要把自己的，给她留着。……如果她是一棵麦苗，就让雪袍子把她盖上。”主人公对爱的理解，从本能的不自觉到理性的自觉，这体现了“我”在经历苦难之后的成长。主人公拥有了爱的理念和信仰后，在以后漫长人生中遭遇困境时，将能从容走下去。爱是生活的动力，爱是分离后再统一的心力。《雪袍子》以它的温情蕴藉着生命的韧性和力量，爱，能够使人生无往而不胜。

记得西美尔说过：“灵魂获救绝不仅仅指某种超越死亡的状态；而使之灵魂的终极追求获得满足，灵魂只有与自己极其上帝商定的完善得以实现。”[2]主人公对爱的终极意义之体验和实践，使人生摆脱了现实的钳制而被提升、拯救到一个理想化的境界，作品焕发出了人生“爱”和人性善的神性意义，作者所创造的世界呈现了一种诱人的魅力，一种通向神秘的、深处的丰盈的诗性美，或许，这正是创作的艺术魅力之所在。透过文本，可以感受到作家对人类和世界所具有的悲悯情怀，这也正是《雪袍子》富有人性美和诗性美的原因所在。

周忻身陷老鼠窝的日子里，金毛鼠在心灵和肉体上对他百般蹂躏。身陷魔窟，“我”梦见了杨老师：“杨老师还是穿那件有紫花的衣服，她真美，我一直都很爱她。”杨老师的美，体现了东方古典女性的特质，具有母性图腾的神圣美。可以这样理解，在杨老师身上寄托着主人公所缺失的母爱。在小说“众声齐唱”部分，周忻被误认为流氓而遭一群人狂追，在亡命徒般的奔逃中，他的精神陷入了极度紧张恐惧里。在逃命中，后来，周忻听到了杨老师所写的诗被大家唱响：“周忻同学回家吧，赵贵他好好的；周忻同学回家吧，你的作文得第一……”在人群里，周忻看到了美丽的杨老师边唱边向他挥手。这一切让“我”流泪并放声大哭，长期压抑的痛苦在瞬间释放。

周忻从老鼠窝里逃出来后游荡在城市里，流浪的生活使他的内心越来越孤独、失落，在心灵疼痛到陷入绝境时，“我”遇到了石头人，石头人英武、乐观、深沉的美温暖着“我”冰冷的心。当“我”内心极为凄凉时，就会去找石头人，通过和石头人交流，周忻理解到“人的孤独是很渺小的”，并鼓励自己应该克服孤独坚强起来。当周忻回到家乡后，经常想念石头人，石头人的美在主人公心里已定格为永恒。

音乐，在“我”生命里有着亲人般的温暖和美的内涵，它默默地抚摸着“我”孤独疼痛的灵魂，亦象征着主人公身处困境中对和谐自然的向往。周忻身陷老鼠窝，在黑夜里，会给小伙伴讲爸爸拉琴的往事：“爸爸会用提琴，叫所有人的名字，……当他拉琴的时候，我就要飘到窗外，飘到远处的树枝上，甚至飘到更远的松树林那边去”身处苦境，在爸爸琴声的抚慰下，心灵可以飞向美丽的地方。流浪在都市里，周忻喜欢上了一种人——在公园、车站、天桥和地铁通道唱歌的人。正由于此，周忻在地铁通道里遇到了热爱音乐的罗杰。在罗杰组织的音乐会上，“我”唱了“let it be”（《随它去吧》）这首歌，那一刻我释放了自己，歌声带走了流浪岁月长期积压在心的忧郁和焦虑。

叔本华认为：“从一切美得来的享受，艺术所提供的安慰……在一个异己的世界中遭遇到的寂寞、孤独是唯一的补偿。”对于身陷黑夜的人而言，美和艺术是疼痛、绝望灵魂的止疼药和软化剂。试想，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美和艺术的存在，将变得何其坚硬和荒凉，灵魂的畸形和病态必将侵蚀人类的健康。《雪袍子》看似一部务“虚”之作，实则是贴近人心的温暖殷实之作。

爷爷去世了，爸爸南下打工远我而去，在风镇的日子，我的心境常是孤独、迷茫、失落的。周忻写了一篇作文——我有一个梦想，他梦想创建一所如世外桃园的学校并为之奉献一生，梦中有“总之，任何时候，不会有人觉得孤独”。现实处境陷于缺失状态，梦想可以寄托心灵。

周忻身陷老鼠窝，白天受苦，晚上做梦。他理解到梦对自己的意义：“梦，就是我们小孩子的神。我难过的时候，安慰我；我孤独的时候，带我去另外美丽的地方……我害怕的时候，请把爷爷和爸爸带来。……让周忻的字典里去掉‘害怕’、‘恐惧’以及类似的字眼。”几乎每晚都会做的梦，帮我度过了那段地狱般的生活。

在小说“众声齐唱”部分，周忻被众人追赶逃命中，脑子里总出现幻觉，觉到在那群追赶他的人中有自己所爱的人，并意识到：人在绝望时总会出现幻觉。逃命处于紧张、恐惧、焦虑中，“我”又做梦了，梦见了家乡学校的宁静、美丽，听到了杨老师为我写的诗被同学齐声合唱。梦，总是在主人公身陷苦境、困境、绝境时进入“我”的世界。

周忻的梦，是在现实世界之外创建一个理想世界，正如卡西尔在《人论》的结束语里宣称：“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人都发现并证实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3]主人公通过梦所建立起来的理想世界，使身处荒原的“我”拥有内心的温暖、宁静、幸福。现实之苦，被梦之乐所消解。

小说中“梦”的大量出现，亦表达了作家西篱“自为”的人生哲学。“自为”意味着一种反抗和超越自身“沉沦”状态的自觉人生态度。文学是“生命的学问”，它要解决人生问题，人身上有一种要把世界诗化的动机，这一动机使得作家对生命拥有一种诗性关怀，使其能够正视、严肃地看待人生，追求人生的“上达”，而不是游戏人生使之失却“端重”意义。西篱写过作品《造梦女人》，可见作家对梦想人生的“自为”意识和精神追求；其小说《猫》充满着浓郁的迷幻色彩。梦，是通往作家生命秘密的一条幽径。

爱、美、梦是安顿灵魂、拯救人生的药方。身处荒原，人可以在心灵里建构出一个诗意乐园。诗意乐园是虚构的，但却是实有。实有之常存，人可泅过苦海，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二 “在路上”和“回归”的内在统一

《雪袍子》向我们揭示了一种人的存在状态：人离开故乡流浪在远方，内心却趋向故土，身体离家乡越远，心灵距家乡越近；物理层面上的流浪“在路上”是一种生命存在，心理层面的“回归”故乡是一种内在召唤，其统一于人的灵与肉。

主人公周忻逃离家乡后，便开始了孤独的流浪生涯。在旅途上，他不知道自己将走向哪里，对于他而言，惟一可以确认自身存在的就是不停地流浪。小说中“黑色爱丁堡”的存在，体现了乡下人在城里的流浪境遇，象征着现代人和人类丢失了精神家园而只能“在路上”的生存状况。我身为北方人来到南方打工求学，孤独的生命体验总觉自己如流浪狗游荡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如我这般漂泊者以庞大群体存在于各个城市里。我想，这正是西篱创作《雪袍子》的时代现实意义之所在。

周忻流浪在大城市里，感受体验到的都市完全不同于乡下。在作家笔下，代表着现代文明的城市其内在精神呈现出焦虑的时代征候。

周忻眼中的都市人：“人们都朝着自己的目的和目标，迈步、奔跑，他们意识明确，忙忙碌碌，谁也不理谁。”忙碌和冷漠成为现代都市人的商标性符号。罗素作为现代文明的批判者，他说现代人一味追求外在功利而忽视了人内生命的丰盈和温软，这是极危险的。小说中忙碌的都市人，在“事业心”和各种欲望的激流冲击下，内心趋于焦虑浮躁，物质充裕而灵魂孤独。在现代社会里，能够恬然沉思和温柔爱人的心灵越来越稀少了，这是作家对现代都市人的冷眼一瞥以及对现代文明的冷峻而温情的批判。思维触角伸向小说这一内涵层面，我的灵魂为之一颤，既而觉得冷的可怕，自然陷入深深地思索之中。《雪袍子》点到了现代都市人的神经疼痛麻木精神痼疾处。

表情焦虑的现代都市人，其个体性消解了，如文中所言：“所有的男人都差不多，漂亮的小姐们也是一个样。”小说中有一个情景，“我”看着雅克离去，“他转过身去，立刻被匆忙的人流淹没了，那个通道就像一个巨大的吸管，很快把绵绵的人流吸走了。雅克到底知道什么？我感到疑惑。”雅克在主人公所有朋友里是极具个性的一位，但其个体性原是那样脆弱，在强大的人群里被轻易同化，如同一片薄脆的树叶被飓风卷走，富有魅力的雅克其实知道什么？“我”对富裕高贵的雅克之怀疑，实则表达了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态度。

主人公流浪到都市后，“我判断不了时间。离开风镇后，我觉得自己的感觉器官全部失灵了。”对周忻而言，时间在此断裂，“我放开嗓子哭起来，哭我的校徽，我失去的正常生活，以及我将面临的各种磨难和考验。”主人公陷入了焦虑的泥淖。直到后来“我”遇到一本书——《寻找时间的人》，主人公才找到了时间的断裂点，对过去和现在的自己有了存在的确认。那么，“我”将走向哪里？主人公是迷茫的，焦虑并未消除。“我”在流浪中由于无*判断时间而陷入焦虑，是现代都市人和人类生存状态之体现。

流浪城市，大都市给周忻的整体感觉是：声音杂乱而狂躁地汇聚和搅动在一起，听似丰美，实则无用。主人公身处其境，被这样的声音搅得昏昏欲睡，对自身存在无*有清晰的确认。声音的杂乱无序，象征着现代都市的界限消失。界限消失意味着秩序混乱理性坍塌，个体在此境里将不能确认自身会陷入巨大的灾难中。当下中国的现代都市人生活在经济狂热而理性缺失的时代背景下，难以拥有宁静的心灵，精神焦虑是其无*逃脱的命运。西篱通过主人公心中的梦想——建立一座世外桃源般的学校，表达了她对重建当下中国社会精神文明的诗意探索，虽然缺乏现实力量不免天真，但作家的心灵是真诚的。当“我”返回乡下期望找到爷爷当校长时那座古朴学校时，发现它已被现代文明所毁灭，“我”的心是疼痛而伤感的，这是作家批判现代文明严肃而温婉的一笔。

主人公流浪“在路上”，内心趋于“回归”故乡。“回归”在文中主要以两种方式表现了出来，回忆和寻找。

“我”总在不断回忆，这使得《雪袍子》充满了冥想气质。海德格尔说：回忆是重建人和大地的关系，“回忆与诗不可分割”。通过回忆，周忻回到了故土的大地上，绵延的时间被重新缝合，现在被诗化。主人公对家乡的回忆，在文中以相当大的篇幅存在，尤其在“我”心灵极为孤独痛苦时，主人公自然回忆起在家乡时的美好生活。正如美国社会学家F•戴维斯所言，回忆“隐匿和包含了未被检验的信念，即过去的事情比现在更美好、更美、更健康、更牢；更令人愉悦……”回忆内容的美好幸福，是主人公内心趋于“回归”的体现。

主人公流浪于都市，内心在不停地寻找，一切的寻找都可归结为寻找终极物件——雪袍子。雪袍子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意象，其中一个象征层面是故乡。寻找雪袍子即“回归”家乡。“回归”在小说中有两个阶段：开始的无意识，后来的有意识。

小说第十八章之前，周忻流浪在都市里，寻找雪袍子是无意识的。流浪儿北川寻找雪袍子则是自觉而明确的，他对周忻说：“我就想和你一起流浪！我们走遍天涯海角，去找你爸爸，找我姐姐，找雪袍子。”“无意识”的周忻和“有意识”的北川相伴流浪在都市里，这无疑是作家的有意安排，北川的“有意识”，是周忻内心“无意识”的前兆和引导，可以说，北川是周忻心灵的曙光，也可以认为，北川是周忻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流浪中的周忻身心疲惫，他的好友阿星邀请周忻住在他家时，周忻有这样的内心活动：“我想，北川一定也和我一样，渴望小桌上的灯光，米饭的香味，以及洗澡水哗哗冲在身上的感觉。我渴望家。”可见，“回归”对周忻而言，乃大势所趋。周忻和北川寻找象征着家乡的雪袍子，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当下中国的漂泊一代，他们流浪在大城市也在寻找，寻找金钱，寻找爱情，寻找事业，寻找灵魂的终极归宿……寻找，成为他们的现实存在和理想化精神内涵及行为。《雪袍子》通过儿童寻找家乡这一生命存在触到了都市流浪者的脉搏和神经，这是作品之所以富有生命力的缘由之一。

第十八章“鸽子”部分，周忻意识到：“我想，我不会在这个城市待多少时间了，秋天一到，我还得回学校读书——如果我还有读书权利的话。”从此，周忻的“回归”成为一种自觉。后来，周忻在有意识“回归”的指导下，终于回到了家乡风镇。小说的最后一章为“雪袍子”。

乡土象征着生命的源头、根基和家园，能够提供人生的亲近感和安全感，天然地具有诗性美的意旨和平衡人生的效能。家乡在“我”眼中是怎样的呢？刚种下小麦的土地和几间草房子是那样亲切，即使牲畜粪便的气味也是如此新鲜，冬天的井水热气腾腾依然甘甜，高大茂密的灌木让我觉得安慰，粉红色的刺藜花如童年的笑脸来迎接我们。可见，作家具有朴素真诚的乡土情结，这与她对都市现代文明的批判态度现成鲜明对比。刘士林在《中国诗性文化》中说：“农业文明所能理解的最高自由……成为一种最具现实意义的诗意栖居与自由活动的在世结构。”[4]小说结尾处，主人公周忻对爸爸说，“金黄色的麦子会让我想起你，我也会喜欢听风在麦穗间吹拂的声音。”含有寓意的“爸爸”和“金黄色的麦子”正是我“回归”的诗意乐园。

在这里，“回归”到故乡似乎是一个终结，《雪袍子》在此划了一个美满的圆。作家的笔触并没有止于此。文中周忻问爸爸：“哪里才是真正的故乡？”爸爸回答道：“说不清。你想想，以后你的孩子，你的孩子的孩子，也不知道会出生在什么地方呢。”显然，周忻并没有寻找到真正的故乡，“在路上”成为一种永恒存在。当爸爸回答了周忻关于“真正的故乡”问题后， “雪越下越大。它们好像憋得太久，终于可以飞翔了，所以，那么急切地挣脱天空的抑制，飘向大地。”在这里，可以理解到，这是作家探索到的理想人生存在状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以“在路上”的存在方式。这种诗意的“在路上”具有鲜明的行动特征，并且以一种个体存在的方式呈现出向世界的开放姿态。小说结尾并非终结的圆，而是充满着无限可能性的未知世界，这无疑增强了文本的艺术魅力。

三 或浓或淡的诗性艺术美

身为诗人的西篱，其小说艺术不免浸染着或浓或淡的诗性美。《雪袍子》具有诗性韵味的缘由在于运用了以下艺术手*：儿童视角，心理小说，诗性语言，意象，情境。

通过一个十三岁儿童的眼睛来看世界，用儿童的口吻对世界作出评价，由此给文本带来了一种温情、纯净、明丽、唯美的气息，正如小说的名字——《雪袍子》给读者带来的审美初感和诗意想象。作家西篱创作过电影剧本《我不是坏小孩》，可见她对儿童视角这一叙事策略的衷情。

《雪袍子》以一个十三岁孩子的心智来观察和思考世界。儿童思维象征着人类生存的本初体验，是诗的渊源，通过儿童的眼睛来看世界，一切都罩上了一层诗意的光芒；儿童视角细节化、片断化特征会给小说带来散文化的诗性风格。《雪袍子》采用儿童视角的叙述策略，增强了小说的诗性特征。

《雪袍子》借儿童视角来表达对日常生活的新发现，以达到对社会和文明的批判作用。如文中“我”眼中的都市人：“人好奇怪！……怎么就长那样子？怎么那就叫人呢？真难看，……”；“他怎么就长了个脑袋动来动去，……为什么人的脑袋不变小一些，……还有，人的皮肤，光光的，害得他们不得不穿衣服。……”等等，作家借助一个儿童的新奇视角，运用富有童趣的语言，表达了她对现代都市人及人类的怀疑和温情批判。

《雪袍子》是一部“美丽忧伤的心理小说”，这无疑是文本富有诗性魅力的重要原因。身处荒原的孤独心境，心灵诗意乐园的美好温情；“在路上”流浪的忧郁，“回归”故土的幸福向往，小说的内在结构和深层意旨，使得《雪袍子》可称为“美丽忧伤的心理小说”。

作家追求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即诗性语言。诗性语言即反映生命理想的启示性语言，一种能够“抚慰人的生存，‘最贴己’的关心人生的语言方式”。《雪袍子》的语言是富有诗性美的，如文中“我”和朋友的接头暗号是“真在情，善在心，美在意，形在神。”；“柔若水，义薄云，人心归，天下顺”等，一方面暗示了文本的意旨，另一方面则体现了语言的古典诗性美。又如小说结尾处，“我”对爸爸说道，“爸，我永远都是你的儿子，是你养了我！”读来感动人心。

意象在小说中的运用，是《雪袍子》富有诗性美的原因之一。雪袍子是小说的重要意象，它象征着家乡、信仰及人性的真善美；黑色爱丁堡是一个意象，象征着当下中国的农民工在大都市的真实处境，亦象征着现代人和人类丢失了精神家园的生存状态。石头人亦具有意象的意味，它是诗性“美”的象征，主人公“我”对他的爱意和敬意，实则隐含着作家对现代人和人类的温情批判。

西篱在一个个意蕴优美、情致盎然的情境中构筑起诗性人生境界。回忆机制构成了牧歌式情境；“梦”构成了浪漫唯美之情境；现实世界构成了荒原和乐园交织的忧伤美丽情境。情境之营造，使得《雪袍子》读起来富有诗的韵味。

诗性灵魂，与梦同行，人生将是诗意乐园。《雪袍子》为生命作证。

注释：

[1][西]乌纳穆诺著：《生命的悲剧意识》，王仪平译，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24页。

[2][德]西美尔著、曹卫东译：《现代人与宗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1页。

[3][*]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88页。

[4][中]刘士林著：《中国诗性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98页。

（作者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中文系研究生）